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政府决策所涉及的内容更加繁重，范围更加广泛，对专业性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的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多。智库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于20世纪初诞生在美国，20世纪70、80年代迎来发展的高峰期，如今已在全世界普及开来。放眼世界，智库数量不仅庞大，而且类型多样，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人口等诸多方面。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不仅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从国家治理角度讲，智库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其智力成果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拓展了社会多元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国家管理的得力助手，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力量。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经济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智库聚合了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为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发挥着政学界“旋转门”的作用。

    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国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智库。据我国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智库的数量大概是2408家。这其中既有官方智库，如中国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又有官办民助性的准官方智库，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还有民间智库，如零点调查公司、安邦咨询公司等；以及高校智库，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等。

    与发达国家的智库相比，在专业性和影响力上，我国智库还有很大差距。但纵向来看，我国智库已历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智库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智库将迎来发展壮大的大好机遇。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智库发展面临着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智库发展定位不明确；智库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一些智库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等问题。

    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成熟的智库是如何运作的？他国智库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应如何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期专题策划，我们约请了周琪、刘少东、李文良、胡锐军、宝成关等专家学者，分别就美国、日本、欧盟的经验以及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运作有所启迪。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近年来，人们提到智库时一般是指那些非营利性的、非党派的（但并不一定是非意识形态的）、独立于政府的、从事国内或外交政策问题研究的组织。今天我们称之为“智库”（think tank）的组织最早诞生于美国，以后才逐渐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根据对智库成员、学者和记者的调查做出的智库排名，在世界最著名的25个智库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名列前茅。布鲁金斯学会的信条或者说是自我“训诫”是“质量、独立、影响”。这一要求在各种场合被反复提及，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为之骄傲和自我标榜之处。

    —周 琪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相伴随，欧盟国家智库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呈现出如下特点：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相吻合、与政党共进退、有政府做扶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借鉴欧盟国家智库发展经验，一方面，要确保智库建设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中国智库建设以促进其跨越式发展。

    —李文良

    日本智库虽然有着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刘少东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需求，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整合机制、准入机制、竞争机制、供给机制、转化机制、共享机制和培育机制的建设。

    —胡锐军　宝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