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3年，是革命文化从萌芽走向发轫的关键时期。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领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聚焦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目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思想启蒙、精神鼓舞、组织动员等形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教育，进而创造出的具有鲜明共产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新形态。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转向，更深刻地唤醒了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传播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文化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至1923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初步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革命文化的早期形态逐步显现。思想启蒙、组织建党与实践发轫的三重共振，赋予了这五年不可替代的历史特殊性。因此，梳理1919—1923年青年主体意识演进与革命文化发轫的内在逻辑，能够基本厘清青年主体意识如何在新文化运动的土壤上觉醒，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碰撞融合，并最终推动早期革命文化从萌芽走向发轫的完整逻辑链条。
从“孝子贤孙”到“国民主体”：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为革命文化的萌芽铸就精神内核
青年主体意识是指青年对自身作为社会历史行动者的自觉认知与能动实践。新文化运动后期，青年主体意识经历了从个体身份觉醒到阶级情感认同，再到政治使命担当的三重跃迁，这些跃升以青年摆脱“孝子贤孙”的思想枷锁、确立“国民主体”身份意识为逻辑起点。受科举考试制度、宗法伦理体系和家庭组织结构影响，青年的个人意愿、价值选择与社会活动均以“利家”为首要准则，他们的成长普遍被限定在“孝子贤孙”的身份枷锁中。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加剧，清末新政与近代教育发展，促使青年萌生突破家族束缚、投身救亡运动的思想诉求，但彼时绝大多数青年仍未摆脱封建宗法文化的精神依附。1915年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批判，虽进一步打开了思想解放的窗口，但也未能促成青年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重要的历史分界点，它不仅推动青年的主体意识迎来重大变革，更促进青年身份意识从个体觉醒转向群体性文化革新。1919年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发表的《非“孝”》一文，直指封建宗法伦理的虚伪性，在全国掀起“家庭革命”浪潮。新文化运动后期，各地进步青年主要依托社团、报刊、学会等载体持续反思和批判旧礼教与旧文化，此时的反抗不再局限于个体家庭矛盾，而是上升为对整个封建文化体系的集体反思。这充分说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群体，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抗争不仅从对个体命运的控诉上升为对家族本位体系的批判，还摒弃了“孝子贤孙”的传统身份定位，重塑了将个人命运嵌入民族解放的“国民主体”新身份逻辑。
从文化形态生成的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后期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从三个层面完成了早期革命文化抗争精神内核的建构。一是青年对封建宗法文化的集体批判，瓦解了传统旧文化的统治根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二是青年将个体解放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的价值选择，确立了早期革命文化反帝反封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价值取向。三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青年，逐步从封建宗法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新型社会文化的主动建构者，这种身份意识的觉醒为革命文化的创造培育了重要的实践主体。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后期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为革命文化注入了抗争性精神内核，但此时的觉醒仍停留在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层面，尚未触及阶级归属与政治实践。随着“家庭革命”的持续深化，青年开始面临新的情感认同危机，促使他们从书斋走向工农，完成从“国民主体”到“阶级主体”的第二次飞跃。
从“书斋启蒙”到“阶级动员”：青年情感认同的新转向为革命文化的孕育夯实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家庭革命”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的盛行，愈来愈多的青年将“娜拉的出走”当成摆脱宗法家庭束缚的最优范式。然而，从封建旧式家庭中逃离的青年，在卸下身份桎梏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切断了与乡土社会的亲缘关联，普遍陷入新的情感认同危机。因此，基于寻求身份意义与情感认同的本能需要，以及改造社会的共同信念，他们纷纷成立社团组织，试图以此解决精神、情感、学问、生计等方面的问题。1919—1922年间，全国多地涌现大量青年社团，其中兼具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双重属性的组织最具生命力。这些社团在早期的活动中，主要通过译介经典、阅读研讨、创办刊物、组织思辨等“书斋启蒙”的方式联结共同的情感结构，并初步发展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团组织。新文化运动后期，全国多地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青年社团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阐释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早期革命文化的理论形态，初步完成了对新型文化思想资源的积累。随着理论研读与实践的深化，先进青年开始走出书斋、深入工厂乡村，依托平民教育、街头宣讲、共同劳动等方式对接工农群众，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逐步突破了早期新文化运动精英化建构的局限。
从本质上看，这一阶段青年的阶级情感转型与实践下沉，是先进青年在探索新出路的过程中，进一步为革命文化找到坚实阶级落脚点和情感归属的积极实践。这是新文化运动后期青年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与建构，也是青年从个体觉醒到阶级认同飞跃的关键阶段。这种主体情感的质变，推动革命文化实现了两大关键的文化建构：一方面，推动传播形态革新，打破精英文化小众传播的模式。青年在融入工农的过程中，不仅构建起适配工农群体的通俗化文化传播体系，而且推动革命文化从小众精英化研究转向面向底层民众的大众文化传播，完成了文化传播形态的重要转型；另一方面，完成阶级文化认同建构，为革命文化筑牢了坚实的阶级文化根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在青年社团中广泛传播，许多青年在与这些思潮的论战中，才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例如，1920年陈独秀与区声白围绕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及《新青年》与《时事新报》等刊物的思想交锋，都深刻影响了青年对“阶级”“革命”“主义”的理解。这一过程虽然充满试错、彷徨与反复，但使先进青年在反复比较与权衡中，逐步确立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底层群众的融合准备了积极条件，也为后来革命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社会改造”到“文化领导权”思想萌芽：革命青年的斗争为革命文化的发轫提供动力
在深入工农群众和完成阶级认同后，先进青年不再局限于思想启蒙与文化传播，而是全面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推动早期革命文化从孕育走向发轫。从本质上看，从阶级认同到推动革命文化的发轫，是青年主体意识演进的第三次飞跃。
首先，在办报建党的实践中，革命文化话语体系逐步成型。1920年，陈独秀召集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等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开会，正式践行他在京津途中与李大钊相约的神圣使命，由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得以成立。同年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随后《劳动界》《劳动者》《工人周刊》等通俗刊物相继问世。在这一历程中，先进青年主要以报刊、演说和文艺宣传为载体，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的斗争话语，由此不仅构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特色的话语体系，而且塑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形象。其次，在组织工人运动与开展群团建设中，革命文化的组织载体逐步丰富完善。早期革命青年既牵头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持续推进了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工会与民众学校，切实将先进青年与工农群众凝聚在革命旗帜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进一步提升了主体意识，明确了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这一认知的升华，使革命组织、革命群体与革命运动深度融合，为革命文化的发轫提供了重要前提。再者，“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明确了革命文化的创造方向。1923年，中共三大前后，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彼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建构正处于“文化变革”思想的初步探索阶段。1923年3月，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自此，革命文化话语正式出场，尽管瞿秋白未直接使用“文化领导权”一词，但论述已蕴含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萌芽，表明中国共产党孕育和创造革命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证明革命青年在推动革命文化由自发状态转向自觉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价值，即青年主体在推动革命文化萌芽、孕育与发轫的基础上，还进一步为革命文化的生成明确了从政治启蒙到组织动员，再到文化重构的发展方向。由此，革命文化形成独特的意识形态标识，日渐发展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总之，新文化运动后期封建文化体系加速瓦解，青年迎来了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这一系列思想与实践的转变，并非单纯的青年思想演化或政治运动历程，其内在蕴含着早期革命文化萌芽、孕育、发轫的基本脉络。这段特殊的历史充分证明，青年是孕育和创造新文化的关键能动力量。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仍需关注青年主体意识的培育，需切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引导广大青年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能动作用，使其在文化孕育、传承、弘扬、创造的实践中持续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研究”（24&WZ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链接：https://www.cssn.cn/mkszy/mkszy_zgjxdsjbwt/202607/t20260731_6061833.shtml
时间：2026-07-31
